跨國公司研發國際化與合作研究

Kwon（2012）跟蹤了韓國的大學、政府和企業研究人員和他們的國際合作伙伴之間的合作結構模式，發現國際合作關系隨著時代發展與政策變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Gerybadze（2014）分析了東道國對新興國家在提高跨國公司的創新能力和性能方面的作用。
Hsu（2015）研究發現如果研發國際化的強度和多樣性超過了閾值，研發國際化的收益會大于它的成本，一個公司在國外擴張的經歷可能對其研發國際化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有積極的影響。
Grimes（2015）分析了在市場快速發展的新興地區中建立研發中心的早期階段的挑戰和機會，從更加精細的角度對新興經濟體的研發國際化展開研究。
張毅（2017）揭示了跨國公司R&D投資與東道國企業建立前向關聯的內在機理。

國家（地區）間國際科技合作研究

國家（地區）間的國際科技合作是全球創新網絡主體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研究從合作領域與地域分布、特定區域的國際合作，以及合作績效的評價等方面進行歸納梳理。

• Zhou（2013）從出版物產出的角度，分析了中國與英國在農業與食品領域的國際合作情況。
• Chen（2013）研究了區域科學合作網絡演化，分析了新興納米科學領域活躍的中歐合作網絡及其演進過程。
• Zhou（2015）探討了中國 - 德國在物理學領域合作的分布情況。
• Liu（2015）發現與中國相關研究的焦點逐漸從社會科學轉向自然科學，尤其聚焦于中國的環境問題、公共衛生和經濟，聚焦于中國崛起的實質性研究主要限于富裕地區和一些地理上與中國最接近的鄰居。
• Bouabid（2016）分析了“金磚五國”和G7國家的國際科技合作，研究結果表明G7國家一直處于“金磚五國”科研協作網絡的核心，金磚國家科技合作與技術交流的力度始終不足。
• Finardi（2016）分析了金磚國家合作論文作者的科研合作成果。
• Niu（2014）揭示了中國國際合作研究（IRC）的成長和分布情況、國家和領域的合作網絡。
• Finardi（2015）[72]用Gross計數、Salton指標和Jaccard系數、概率的親和指數（PAI）的計算來突出“金磚五國”內部合作的不同維度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的演化過程。
• Han（2016）以中韓兩國的政府激勵計劃為例，研究合作網絡中評價的規范化問題。
• Ventura（2016）對開發創新和探索創新在知識網絡和合作網絡進行了比較分析。
• Schtt（2016）從國家與企業效應全球分析的角度，研究合作網絡與制度支持下的企業創新，企業的創新合作網絡嵌入在社會機構中，國家政策越來越多地設計為企業的合作網絡提供制度支持，從而有利于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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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概念研究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提出可追溯到英國學者貝爾納的“世界科學活動中心”（Bernal，1959）。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提出概念的學者貝爾納和對該領域具有較高研究造詣的湯淺光朝所提出的概念進行研究并加以擴展，分別提出了世界科學中心、世界研發中心、世界創造中心、世界科技中心等相近概念（劉鶴玲，1998；馮燁等，2000；黃新亮，2006）。這些概念集中在科技領域，強調科學交叉對于組織、區域及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國際上，《Online》雜志在2000年最早提出了“全球技術創新中心”（Global Hub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概念，在國內，一些學者提出過國際研發中心（黃魯成等，2004）、國際產業研發中心（杜德斌等，2005）、創新樞紐城市（王錚，2007）、科技創新城市（胡曉輝，2011）、國際研發城市（黃亮等，2014）等概念。從本質來看，以上概念主要是研究技術創新網絡與產業研發成果間的關系。
杜德斌等（2016）首先對“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內涵進行解釋，然后概括了其具體特征和構成等。
張蓮（2018）對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基本情況進行介紹，認為形成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要素是人才。

關于創新要素流動的研究

關于創新要素流動的研究，主要通過知識流動、技術擴散與轉移和人才流動幾個方面展開。

知識流動

Guan（2012）分析了不同時間段OECD國家和非OECD國家的專利合作情況，研究表明，知識流動主要集中在OECD國家之間，并且文章認為廣泛而深入的國際合作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
Hassan（2014，2015）展示了國家間的知識流動，分析了論文產出與國際影響力的相關性，研究結果表明兩者不一定相關，同時文章中比較日本和中國引用美國科學論文后發表論文的主題差異，說明存在知識跨國流動的動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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